（一）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党组织致力开展工人运动，硚口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热土

硚口区工人阶级一登上历史的舞台，就举起反帝爱国的大旗，体现出强烈的家国情怀。五四运动期间，硚口贫民大工厂的织机部工人积极参加“抵制日货，提供国货”的爱国运动。大革命时期在党的领导下，硚口外商工厂英美烟厂、泰安纱厂连续爆发震动武汉三镇的大罢工，并连续取得胜利。既济水电公司在硚口最早开展罢工斗争，最早成立工会组织、罢工的次数最多、取得的胜利最多。

在北伐军进攻汉口的过程中，在党领导的工代会领导下，硚口沿河的木船工人拒绝为军阀部队撑船，码头工人积极为北伐军搬运军火，铁路工人、人力车工人、纱厂和烟厂工人积极配合北伐军进攻。敌人被消灭后，工人及时修好浮桥，迎接北伐军进驻汉口。在迎接北伐军进军的过程中，汉口商业学堂学员、“红色教授”钱亦石协助董必武在武汉策应。硚口易家墩人、工运领袖、共产党员陈定一奉命深入军阀军队做士兵和下级军官的策反工作。

1926年8月27日被反动军阀逮捕，英勇就义于武昌火巷。大革命时期，刘少奇、项英、许白昊亲自指导既济水电工会的建立、改选和合并。刘少奇同志曾亲自听取既济水电工会的汇报，亲自到既济水电公司大王庙电厂视察，并到位于汉水街兴隆里6号的既济水电工会办事处指导工作。章蕴、丁祝华、蔡树藩等在硚口地区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共产党人深入工厂、学校、郊区、街道，组建妇女协会、劳动童子团，组织2000多人参加女工联欢大会，组织童子团参与各项斗争，争取工人权益、维持社会治安、看护革命伤员等。大革命时期，硚口工人阶级还积极参与收回英租界的英勇行动。

1927年1月5日，硚口既济水电工会的工人纠察队员跟随李立三、刘少奇、许白昊等工运领袖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勇敢地占领汉口英租界，取得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重大胜利。

（二）土地革命时期，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斗争，从硚口走出的革命英烈浩气长存

1927年7月，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硚口地区的党组织遭到破坏，转入地下活动。张金保、刘立清、张济宽、喻中阳等同志与党组织失联，却不忘初心，想方设法重回党的怀抱。杨开明、邬聘三等同志根据党的指示到硚口地区寻找失散党员、恢复党组织、发展新党员。曾任硚口染织工会委员长的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夏文法，中共硚口部委书记张季骞（继谦），硚口区委书记于忠迪，共青团硚口特别区委书记余骧，泰安纱厂工会委员长侯步升，申新纱厂工会委员长冯良骥等优秀共产党员，先后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王达强血性文章血写成。

1928年2月18日，曾任共青团硚口区委常委，指挥过硚口英美烟厂罢工，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的王达强同志在汉口河街（今沿江大道）裕泰旅栈内被捕，次日晨被杀害于汉口丰寿里，就义前写下了感天动地的《七歌》。这样的诗歌，至今读起来仍然让人热血沸腾。曾斯廷宁死不屈。

1931年4月底，出生于硚口、曾任泰安纱厂党支部书记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曾斯廷同志因叛徒出卖，在开封城外被捕，牺牲前在牢房里，他嘱咐战友们不要为敌人的淫威所吓倒，坚持战斗，不屈不挠，到胜利的那一天。李耘生就义托孤。曾任中共硚口部委书记的李耘生（时任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长）于1932年6月8日就义于南京雨花台。牺牲前，烈士托难友告诉曾任硚口部委宣传部长和妇女部长的妻子章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纪委副书记）：“革命事业，抚育儿女，两副担子都请承担起来”。

1982年6月章蕴大姐作如梦令（四首）悼念李耘生同志殉难五十周年，词曰“五十易春秋，日日在肩双担。双担，双担，未敢白头言倦”，读之令人热泪盈眶。

（三）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党组织坚持抗战，硚口成为武汉沦陷时期隐蔽战线的战场

硚口人奔走四省为抗战。1938年8月，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在硚口工人区开办的工人夜校的基础上筹建战时服务团。抗战期间，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时服务团分成三个队，分别在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等4个省的16个市、县、镇进行工作，历时长达4年5个月，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贡献。硚口人千里西迁为抗战。

1938年10月23日，汉口既济水电公司组织拆迁委员会，经过22昼夜连续工作，将大王庙电厂6000千瓦汽轮发电机全套等发电器材，计重1800吨，装箱运离汉口，先后历时10个月到达重庆，转售给宜宾电厂。武汉市委地下斗争在硚口。

1941年10月，王锡珍到汉口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次年初，为了工作需要，根据组织安排，王锡珍与刘毓兰结为夫妇。他们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救亡运动和宣传组织工作，建立武汉地下党市委与豫鄂边区党委的联络站、交通线，掩护和护送大批干部进出武汉和青年知识分子去边区。汉中街九莲庵成新四军联络站。

1942年9月，汉中街九莲庵尼姑法正（俗名曾赛珠）应冈西武工队邱国卿、魏正坤安排，为新四军第五师张体学部涨渡湖后方医院购买高效西药。此后九莲庵不仅成为边区根据地的采购站，还成为地下党的联络站和交通站。

（四）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性胜利时期，党组织领导人民积极开展迎接解放、接管政权工作，为武汉解放贡献力量 

领导被服总厂大罢工。1947年11月7日，联勤总部武汉被服总厂当局残酷压榨，引起工人强烈反抗，自发结队到武汉行辕请愿。厂方出动厂警队，开枪打死工人丁海泉、蔡绍倪2人，枪伤36人，制造震动武汉三镇的“一一•七”血案。省、市工委及时、果断地领导这场斗争。8日至18日，被服厂数千工人连续举行大罢工。武汉当局被迫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逮捕杀人凶手，撤销厂长职务，抚恤死者家属，赔偿受伤人员损失，改善工人待遇。次年2月26日，该厂工人举行第二次大罢工。罢工月余，使该厂少生产军服20万套。反搬迁、反破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

1948年底，国民党下令武汉被服总厂等军事工厂搬迁。这些工厂的工人在党的领导下，采取拖延时间、消极怠工、要路费和安家费等办法积极抗争。武汉解放前夕，武汉地下市委号召地下党员开展反搬迁、反破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的斗争。鄂中地委（江汉二地委）领导的天（门）汉（川）县委城工部和中原局城工部特派员与申新纱厂负责人秘密会谈后，成立保产护厂委员会和工人纠察队。很快，周围的宗关水厂、既济电厂、南洋烟厂和第二汽车修配厂等较有影响的企业，拒绝国民党政府胁迫迁往重庆、贵阳，决定不抽走资金、坚持生产保厂，不让一个工人失业，迎接武汉解放。

1949年5月13日、15日，汉口既济水电公司电厂和水厂的员工先后用银元买通国民党准备炸厂的官兵，使工厂发电、制水设备得以保全。迎接大军进城。5月15日凌晨，中共武汉市委统战小组成员王延曾和他的战友一道被国民党秘密杀害，牺牲在黎明前的黑暗中。5月16日，汉口市临时治安委员会和中共京应县委城工部城工人员，分别布置汉口市民众自卫总队守护汉口水塔、电厂，配合消防队、工人纠察队维持市区社会秩序，迎接武汉解放。下午3时许，中国人民解放军118师先头部队由岱家山进入汉口市区，汉口宣告解放。接管城市。5月23日、31日，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武汉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先后对国民党汉口市警察局驻硚口地区的4个警察分局和硚口地区原国民党汉口市政府的汉正、宝善、武圣、中正区4个区公所进行接管。6月8日，4个新的区公所成立，作为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