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武汉大学、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文化促进会主办，市委宣传部、市社科院等单位承办的第三届长江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长江文化”为主题展开研讨。

由硚口发布组织撰写的《圈系·商誉力与朝宗共同体——汉口汉正街商道文明论纲》一文荣登研讨会论文集，文章作者王晓清亦受邀参加此次学术研讨会，与各地专家学者深入共商、共话长江文化发展，为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言献策。即日起，硚口发布分三期连载《圈系·商誉力与朝宗共同体——汉口汉正街商道文明论纲》第三期，带领大家走进绵延五百年商道文明的汉正街。

所谓汉正街商道文明之“朝宗共同体”，是从汉口商业结构体系衍变中䌷绎出的一个新概念。这一新概念具有自然形态、物货形态、人才形态、精神形态四个层面的内涵，自然形态，即是自然水系形态的趋赴会流；物货形态，即是万物百货的品类聚散；人才形态，即商域英才鳞萃集聚；精神形态，即是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的集腋凑聚。由此四大形态，建构了汉正街商道文明的赓续流衍与飞跃质变。这一概念的深度抽象，是与汉口之江汉朝宗的地理区位有强关联度的。 

▲ 清朝设江汉朝宗四关，扼武汉三镇咽喉

《尚书·禹贡》即有“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云梦土作乂。”这是“江汉朝宗”这一成语辞典的最早出处。长江与汉水交集汇合之处，应该是“江汉朝宗”的本来意义。如果仅仅明了“江汉朝宗”的地理方域的所指，这一解释就是肤浅的，缺乏深度的。对汉口商业文化、对汉正街商道文明而言，“江汉朝宗”至少有四个层次的意味，即自然地理或湖泊河流的“朝宗”，南北东西物货丛集的“朝宗”，四夷八荒人才攈集的“朝宗”、新思想、新思维、新潮流的猬集、叠合、交织的“朝宗”。此四个层次的“江汉朝宗”，即我们所谓的“朝宗共同体”，就将汉口商业文化、汉正街商道文明润透得日富月新，渊深博大。

首先，“朝宗共同体”之自然形态层面。汉口镇承接江汉流域水系的千源万流，形成纵横交织的水道梯航。汉水、清江汇聚长江这是自然之事，荆楚地域之小口径的脉流而汇入长江者，林林总总，不计其数。明清时期，隶属汉阳府的汉口镇，区域水系十分发达，域境内即有柏水、沌水、襄河、郎官湖、太白湖、刀环湖、太子湖、涢水、臼水、安河、算河、田二河等。以濒临长江的鄂东区域而论，就有滠水、府河、倒水、举水、巴水、浠水、蕲水。江汉平原河湖水系纵横，皆以灌注汉口为水流总趋势。域境内有东荆河、天门河、汉北河、松滋河、洈水等以及大小湖泊300多座，江汉平原衔接洞庭湖平原，水道航运通江联汉达湖。在松滋县域，即有长江、南江、溪河、黑石溪水、木天河水、北河、南河、洛溪河、纸厂河、界溪河。以明清时沔阳州为例，域境内即有汉江、东荆河、通顺河、通州河、西流河、四方河、产芝河、洛江河、玉带河。汉水之支流如丹水、沮水、漳水、蛮河、扬水，皆奔流灌注。自然属性的水源集聚，就让“江汉朝宗”之地具有了水资源、水生资源丰沛的情态。以长江中游为流注水域，河湖水系支脉万壑奔赴，汉口扼守江汉门户，其区位优势不言而喻。明清时期，水道航运为传统交通方式，浩瀚之水趋赴汉口，这是汉口商埠繁荣的自然禀赋。

▲《汉水之滨》 邹幼勤摄

其次，“朝宗共同体”之物货形态层面。堑长江墉汉水的汉口港，千膄凑泊，万樯云集，支撑起汉口港埠商贸的繁荣。“汉镇士民，不事田业，惟贸易是视，前此商船四集，贸易纷华，风景颇称繁庶。”此为明朝万历年间汉口镇商贸情势。清朝康雍、乾嘉时代，汉口镇商贸臻至极盛，财货集散达于天下，汉口知名徽商汪默庵谓汉口，“且壤接江右、吴越、瓯闽之交，幽冀、青齐、秦蜀、滇黔之会，联毂结衽，鳞次而麋集。”所谓“北货南珍藏作窟，吴商蜀客到如家”，所谓“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鐙火彻宵明”，说明汉口镇超强的财富吸附功能。万货丛集的“朝宗”，就是运用水路航道的四通八达而集聚各地的山货土产。汉口汉正街传统商贸体系中有著名的八大行，即盐行、茶行、药材行、广东福州杂货行、油行、粮食行、棉花行、牛皮行。

陶拔萃堂甲寅年刻本《六言杂字》，将汉口商品货物记载很详实，兹抄录在此：“紬缎纱罗藤绢，葛夏梭布细长；锦绣黼衮衣服，青红蓝绿白黄。扇巾香袋手帕，鞭缰鞍辔相当；琵琶刀枪棍棒，凉伞献轿抬杠。钗鐶扣钮首饰，胭脂水粉丁香；铜铁鱼膠苏木，硃砂冰片硫磺。皮硝皂礬人性，珍珠水晶放光。收拾满船杂货，上通荆川襄阳；荡桨扯篷摇橹，下注南浙苏杭；赚些银钱倒手，撑篙把舵还乡。”此处所记载的汉口镇杂货37种，只涉及到生活日用百货，自然是不全面的。而大宗货物的交易在以汉正街商道为中心，其交易额是巨大的。汉口食盐，康熙乾隆时销量为83万引，每引374斤，即有310万石。粮食业，嘉庆、道光年间仅从湖南运到汉口的米粟即达2000万石。

▲ 汉水入江口

汉口区位优势与航运优势的交合，将“江汉朝宗”之“朝宗”的内在潜能被极大发掘出来，成就了区域经济与城镇的极度繁荣。而汉口镇从传统型向近代化的转型，给汉口商业文化和汉正街商道文明所开创的图景有本质变革。“吾国扬子江沿岸繁盛之区，汉口当首屈一指。”在沿海最早开埠的广州、上海、天津中，汉口后来居上，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内河航运的最大国际贸易港。

第三、“朝宗共同体”之人才形态。所谓人才形态，具有三个层面的涵指，首先即是商人、商帮、行会的商域人才系统，其次是具有知识含量的文化产业领域的人才系统，再其次即是东西洋海外人才系统（包括买办阶层）。汉口镇所萃聚的此三个层面涵指的人才形态，影响甚至决定了汉正街商圈的存续、绵延与发展。明清时期，集聚汉口的地域商帮、水运船帮、行业帮口以财富增殖、扩张为目的，皆具有自己的一技之长，绝非庸劣等闲之辈。山陕商人从汉水行船抵汉口，商业活动十分频繁。“要做生意你莫愁，拿好本钱备小舟，顺着汉水往下走，生意兴隆算汉口。”山陕商人因为汉口商埠的巨大吸引而繁荣了汉江航道。洞庭湖平原、江汉平原将湖南、湖北的经济联系在一起，因而湖南商人到汉口贸易的非常多。“头顶太阳，眼眸邵阳，脚踏益阳，身落汉阳，尾摆长江掀巨浪，手摇桨桩游四方”。湖南宝庆府商帮船队从资江、沅江穿越洞庭湖而进入长江，再到汉口。湖南商帮在汉阳盘踞鹦鹉洲码头，在汉口开辟宝庆码头，以竹木材、茶叶、粮食、煤炭运输为大宗，势力很大。

▲ 宝庆码头历史照

在汉口汉正街商道文明的传统时代，商帮是商人群体的精英组成团体。这些商帮各有市场专擅和行业分工，以巨大的交易量影响着汉正街的商品物流的趋势。迨及近代，汉口镇商帮之势力出现了显著分化。湖北帮、湖南帮可以视为本帮，年交易额为2650银两至3000万银两之间；宁波帮（包括南京、上海、绍兴商人），年交易额为3500万银两至4000万银两；四川帮，年贸易额为1500万银两；广州帮（包括潮州、香港），年贸易额为3600万两；河南帮，年贸易额为2600万两，江西、福建帮，年贸易额约1000万两；山陕帮，年贸易额为700万两至800万两；山东帮，年贸易额为700万两至800万两；徽州帮（包括太平帮），年贸易额为600万两至700万两。徽商在汉口近代商埠中，失掉了淮盐垄断地位，只经营钱业、典当业、棉纱业、茶叶、纸墨业，顷刻从汉正街首富降低到末次，应该与人才断档、与洋行缺乏关联有重大关系。宁波帮一举夺取汉正街首富席位，与该帮口与大上海深度融合、擅长国际贸易有很大关系。作为汉口金融中心的汉正街，钱庄、票号云集。湖北暨汉口本帮有65家、山西帮票号有32家，南昌帮有17家，绍兴帮有9家，宁波帮有8家，徽帮6家。在近现代汉口工商业文化的序列中，唐朗山（广东香山人）、宋炜臣（浙江镇海人）、刘歆生（汉阳人）、周星棠（浙江绍兴人）、蔡辅卿（湖北咸宁人）、李国伟（江苏无锡人）、黄瀚丞（湖北咸宁人）、江秉诚（湖北沔阳人）等，皆以吸取西洋工商业菁华而在汉口商界大逞英才而名著史册。

▲ 汉口码头宝庆客

在“朝宗共同体”之人才形态中，一个很可注意的行业即文化产业，集聚了不少文化人士和戏曲宗师。汉正街商道文明之早期文化产业，主要表现为戏剧演出市场这一层面。清朝康熙、乾隆时期，随着汉口镇商业的高度繁荣，汉正街之各帮会馆的戏剧演出市场十分兴旺。汉剧之泰斗、咸宁崇阳人米应先（亦称米神），为京师徽班之春台班台柱，系京剧泰斗程长庚之师，米应先青年时代即在汉口闯戏码头。京剧泰斗、罗田余三胜，以寓居汉口罗田山货行客栈，在汉正街、董家巷商帮会馆唱戏。嘉庆时在汉口荣庆部的汉调演员李翠官，系咸宁通城人，在汉口戏码头演出十多年，演出收入颇丰。晚清民国汉剧天王余洪元，即是咸宁人。余洪元起家在有“小汉口”之称的沙市，后到汉口福兴班闯码头，以一末而夺三生之席，开创“余派”唱腔，当选汉剧公会首任会长，终成一代汉剧泰斗。鄂东南为汉剧汉河派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咸宁是汉剧演出的重要戏码头，此一戏码头与汉口戏码头联系密切。咸宁通城东冲公社黎氏家族从清朝乾隆时即制作戏装，制作戏服、盔头、靴鞋、髯口、刀枪、把子等戏曲用品，销行到崇阳、蒲圻、江西修水和湖南岳阳、临湘等地。汉口汉正街有汉剧祖师神庙，还有一条戏子街。通城黎氏所制作的戏曲用品，当也销行到汉口戏子街。

▲ 汉口某会馆彩票开彩盛况

第四、“朝宗共同体”之精神形态。综而言之，汉正街商道文明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朝宗”，与人才竞合关系密切。不同地域、不同领域、不同门派、不同行帮、不同专业的思想意识、精神气韵、艺术灵感在“江汉朝宗”之地聚集，互为撞击、彼此启发、相互激荡，自然就会瞬时形成新的思想、新的作派、新的创造、新的经典。这精神文化层次的“朝宗”意蕴，成为始终推动汉正街商道文明独立运行的关键因子。明清时期，汉口密集建筑分布的会馆、公所、公会则以城市社区组织的形态，将某一地域、某一行业、某一帮口有效组织起来，为汉口城镇的社会整合、基层治理、经济秩序、文化认同，提供了具有民间自发集结的组织体系。明清时期会馆这一联结地域、地缘、业缘的社会团体组织形式，为汉口城市向心力、凝聚力的集结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这是汉口“朝宗共同体”的关键组成结构之一。

明清时期，当汉口会馆公所臻至极盛。传统中国社会，旅食非本土本乡本籍的工商、仕宦团体所捐集资建造的旅邸，即名为公馆，或公所或名公会，是典型的同乡会组织。汉口是长江中游的商埠重镇、九省通衢的关枢，集结了清代十八行省的行商坐贾，会馆之多，前所未有。云集汉口的会馆，建筑之气派、布局之雅饬、内饰之豪华、院庭之豪奢，为他省所未有。著名的有山陕会馆、紫阳书院、万寿宫、绍兴会馆、岭南会馆、咸宁会馆。按照美籍华裔史学家何炳棣的研究，汉口是当时中国会馆最多的城市，建有湘、晋、陕、浙、苏、赣、鲁、豫、粤、闽、徽等10省会馆。那么，汉口的会馆究竟有多少呢？按何炳棣的统计，汉口见于文献记载的会馆有52座。何炳棣仅仅只据民国《夏口县志》统计汉口有52座会馆，这个数字显然是不全面、不准确的。依据陈佑湘主编《汉正街志》的综合统计，从清朝顺治年间至民国初年，汉口的会馆、公所、公会共有159座(个)。

▲ 1877年《湖北汉口镇街道图》上的山陕会馆

按照中国会馆、行会史学界的学术见解，参稽文献记载，中国历史上会馆的出现，是在明朝万历年间。蒐求武汉地方史志资料，我们发现汉口会馆的起源大致与这一学术见解是相吻合的，这也是汉口镇商埠初始繁荣时期。徽商是最早进入汉口镇的，在清朝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年创建了在全国城镇会馆中独具一格的紫阳书院。紫阳书院（亦名新安书院）具有会馆的功能，但比会馆更具有政治教化与传承儒学的文化功能。但研究汉口循礼坊所在的紫阳书院时，我们发现，此前徽商在汉口还先后建有两个会馆，但并非以会馆命名。一个是三元殿，二为准提庵，这两座寺庙皆由徽商从安徽礼请高僧主持，为寓居汉口的徽商祈福、作法事，且调停协处徽商一切内外事务。紫阳书院即是在寺观基础上建筑的，目的是独张儒学旗帜，弘扬孔孟、程朱理学，与汉口众多会馆公所以释道庵观殿相区别。

汉口各省同乡、各行帮所组建的会馆或公会、会所，在入会资格上有明文规定，并非所有在汉口经商之人皆为当然会员，必须缴纳会员资格费。汉口江西会馆的规定是，在汉口新开店的，出钱一串二百文；新来汉口的店员，出入帮钱四百文；自他帮雇请徒弟，或徒弟入会者，出钱五百文。会员缴纳会费，是会馆维持运作的关键。经费不敷用度，则由会馆董事捐资，或向在汉口的本籍士宦募集。徽商所建紫阳书院没有会员入会费的记载，但在汉徽商捐资以及书院出租房屋收取租金却有很详细的账目。

▲ 数量惊人的会馆（底图为1876年武汉三镇图历史地图）

作为“朝宗共同体”之关钮，汉口会馆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总体而言表现在社会功能、经济功能、文化认同功能、宗教信仰功能等诸多功能上。会馆的社会功能包括社会救助、社会慈善、社会安防、社会调处等方面。在汉口会馆体制中，外籍商人在本籍会馆中能够获取恤孤济贫的资金支持、物质接济，义冢、义阡承担丧葬善后；同时会馆还负有消防之责；商民之间、商官之间、本籍与他籍或土著商人之间发生诉讼纠纷，会馆负责出面调处。在经济功能上，会馆为维护本籍商人群体利益，可以出借、抵押资金，调集头寸，出面担保，同时在制订市场行规、规范商人行为、平抑市场物价、分享供货渠道等方面起重要作用。文化认同功能上，会馆组织年节宴饮餐会，唱戏雅集，道乡音，序年齿，说乡谊，尊乡贤，从而强化本籍商人群体在汉口的团结力。宗教功能上，汉口诸省会馆依照本地风俗传统和民间习惯，所祭祀的神主各有不同，如山陕会馆建有关帝庙，江西会馆供奉许真君，黄州会馆崇拜禹王，覃怀会馆信奉药王孙思邈；紫阳书院祭祀乡贤圣人朱文公，而不少会馆祭祀关羽。汉口行帮会馆、公所崇拜各有不同，木匠、水泥匠、石匠、画匠、油漆匠信奉鲁班，铁匠、炉匠、补锅匠、窑匠信奉太上老君，丝织业、裁缝业信奉轩辕，盐业、印染业信奉葛洪，理发业信奉吕洞宾，槽坊、酿酒业信奉杜康。这些崇拜祭祀神主，强化了会馆的凝聚力，信仰崇拜的精神安慰也就在其中了。 

汉口同乡组织之会馆、公所、公会生成的关键因素是乡土观念。“乡土观念是在其乡土的自然环境，乡土的社会关系，乡土的文化，和乡土政治地域区画的历史传统之下，培养以成，而触起于异乡的事物。”汉口会馆、公会、公所在清朝顺治至光绪年间臻至极盛。光绪二十四年(1898)，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口设立商务局；光绪二十五年(1899)，清廷颁旨，会馆、公会、公所全部改为商会，至此，盛极一时的会馆、公所、公会在汉口渐次消逝，代之而起的则是汉口总商会、汉口华商总会，以及林林总总的各省域、各市镇商会。“一种社会制度，在旧母体逐渐老去的暮景中，新个体即由母体的躯壳里逐渐的蜕化而去，而以新的形式，崭露头角。”当汉口商贸体系彻底转轨、城市近代化进程加速深化之时，汉口之“朝宗共同体”自然向城市近代化体系嬗递、脱变和发展转型了。